第八百九十六章 万历第五大案，诚臣张居正之错（1 / 2）
张居正最大的劣势，就是没有基层的工作经验。
所以当柯延昌这一本写满了‘两难自解’的奏疏，送到朝廷的时候，张居正将奏疏交给了王崇古去判断下，是不是柯延昌在欺上瞒下，类似于大兴县亩产一万斤一样的祥瑞。
也就是柯延昌是个农学博士，要是大明官吏上这种奏疏，张居正一定会进行忠诚度审查，看看是真的忠诚，还是在假装忠诚实在行悖逆之事。
张居正对这种‘两难自解’的方案天然厌恶，任何事都是有代价的，怎么可能又保山林，又能保住樵户的利益。
这种两难自解的表述，让张居正怀疑其真实性。
王崇古跟张居正解释了其中的道理，说复杂，真的很复杂的，不是身在其中，无法理解，说简单，其实就是农业上的产业升级。
西山煤局已经停止了采煤，深入地下一百多丈采煤，还是过于辛苦和危险了，西山煤局进行了产业升级，现在西山煤局主要以炼焦、炼钢、炼水肥、铸铁器为主业。
而入山伐木，是过去樵户的主要营生，但入山伐木并不赚钱，因为路不好，每一次入山，大抵都是搏命，而且老虎、野猪、野狼泛滥成灾，山中猛兽，也是对樵户的巨大威胁。
现在，在一些不太适合耕种的土地上，种这种速生杨，就是生产力提高后的农业产业升级。
根本不是什么两难自解，而是生产力提高的显著特征，而且大明已经支付过代价了。
和张居正想的不同，产业升级，是需要代价的，也是有阵痛的，就像纺织工会对机械工坊天然抵触一样。
大明禁时令入山林伐木，让樵户这几年的收入减少，但凡是能找到别的营生，他们也不会入山林了。
陕甘绥的整体的贫困，也让他们无处为生，这也是柯延昌为何要弄官办林场的缘故，他不让这些人入山伐木，就要给这些人找到生机，否则就是逼穷人去穷死、饿死、困死。
在别的地方，柯延昌不清楚，但在陕甘绥，逼穷人去死，他们真的会玉石俱焚，都别活，是一种无奈和最后的选择。
王崇古继续说道：“陛下，柯延昌能够做成，其实很好理解。”
“潘季驯、刘东星、柯延昌、忠顺夫人等人，把这些樵户编入了军户，组建了工兵团营，兴修水利、修桥补路、开垦荒田、修建林场，虽然做工兵，很是辛苦，活的也不是很好。”
“但能活，还能吃上饭，就已经是幸运之事了。”
“也就是说，越穷越旱，越旱越穷的死结，现在终于能解开一点了，终于有了一点点曙光，阻止植被继续减少，大幅度增加优质牧草的种植，对沙地一点点的阻击。”
“陕甘绥变绿的那天，才能彻底脱贫。”
“世间事儿，没有什么两难自解。”
大明百姓素来如此，逼着他们去死，他们会玉石俱焚，但只要给一条活路，一切都变得好说好商量，不让砍树，却给活干，给口饭吃，这个交换，百姓是可以接受的。
大明已经支付过代价了，这个代价是朝廷为了绥远驰道在最危险时候，借了一千万银的特别国债，是地方穷民苦力不得不走出他们熟悉的环境，放弃祖业，听从朝廷号令，随波逐流一样营造，居无定所，颠沛流离，朝不保夕。
阵痛是极其痛苦的，但死结是需要解开的。
王崇古认为柯延昌没有撒谎，整个大明的格物博士里，王崇古最喜欢和农学博士说话，哪怕王崇古有的时候听不懂，但还是喜欢。
因为农学博士都会亲自下田，他们本质上是读了书的农夫，他们说话很接地气，会用农夫听得懂的话，告诉农夫们怎么做，能多打点粮食。
“此皆仰赖圣恩。”王崇古真心实意的说道。
“潘季驯支持的，柯延昌改良的杨树速生种，陕甘绥百姓自己与天争，与地争，不必动不动就圣恩。”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，他确实不喜欢恩情叙事。
有的时候大明的读书人实在是太坏了，比如张居正搞恩情叙事，张居正甚至把他自己提出的阶级论异化为了恩情叙事！
张居正将阶级用过去儒家礼法官序贵贱各得其宜，尊卑长幼之序代替，将分配用皇帝圣恩代替。
张居正用恩情叙事，完美代替了广泛传播的阶级论头两卷！
朱翊钧当然不能赞同，他要是赞同，就真给张居正搞成了，大明就真的升太阳了，这些大臣也是作茧自缚，也不怕把自己晒伤了。
“陛下，工兵团营、这些都不是凭空来的。”王崇古罕见的忤逆了皇帝的圣意，他面色凝重的说道：“陛下，人是要吃饭的，这看起来是一句废话，具体到官办林场上，这些不能入山伐木的樵户，吃什么喝什么？”
“从万历九年起，大司农徐贞明亲赴绥远，开始推广番薯，可以说今日的绥远驰道、卧马岗矿山、胜州矿山、绥远驰道、一千五百里沟渠，全都是在番薯上长出来的。”
“而农学院、宝歧司、农学博士也不是凭空来的，是自万历元年，陛下亲事农桑后，历经十七年，才有了今日景象。”
“所以，臣才说皆仰圣恩，这里的圣恩不仅仅是一千万银的特别国债，还有陛下十七年来的励精图治。”
“一切的一切，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！”
王崇古的语气是非常激动的，陛下反感恩情叙事，但恩情叙事本身就是从陛下的种种行为上，延伸出来的。
王崇古要讲大不敬的话，但凡是道爷和先帝，和陛下一样的弘毅，他王崇古也不会变成反贼。
没有陛下十七年如一日的坚持，没有今天万历维新的辉煌，万历维新，也早就在万历十年开始的反对浪潮中烟消云散了。
朱翊钧一愣，他发现自己可以反感，但是不能反对，因为反对这种叙事，是反对自己的行为，除非他不想当皇帝了。
皇帝还是要做的。
从历史经验来看，就没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或者皇帝，可以在得罪了所有能得罪的肉食者后，还能够激流勇退，安稳度过晚年，任何一名变法的领袖，失去权力等于死亡，等于人亡政息。
全都斗争到死的那天，才是划上一个逗号。
商鞅的确被五马分尸了，可是商鞅的死，只是一个逗号，他的政策依旧让秦国走向了强大，历代变法者追求的从来不是善终，而是人死政不息。
在中国，人死了，名字还在历史长河里不停地闪耀着，指引着后来者循迹而行。
朱翊钧不觉得马丽昂可以带着大光明教，解救法兰西人，是因为法兰西的历史上，闪耀的火炬，实在是过于稀少了。
一两盏孤灯，闪烁之后，终究黯淡无光。
没有秦孝公的支持，商鞅不可能成功。
没有皇帝支持，万历维新会在反对的浪潮中，变成大明最后一搏。
“不必在朕面前反复提及就是。”朱翊钧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眼不见为净，升太阳是你们群臣要搞的，日后被晒伤了，可不能怪他朱翊钧。
“那九月的万寿圣节，是不是可以恢复祖宗成法了？”张居正立刻顺杆爬，展现了什么叫做官僚的得寸进尺。
皇帝一松口，张居正立刻跟进。
万寿圣节，就是给皇帝过生日的节日。
整个大明，只有朱元璋的节日，叫做圣诞节，其他全都可以叫万寿圣节。
如何给皇帝过生日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，礼部有专门的流程，要各地官员提前写好贺表，而且各级官员的格式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，并且一个衙门只有主官有资格给皇帝祝寿。
各个皇帝不同，还有自己专门的喜好。
比如朱棣喜欢大摆宴席，人多到整个丹陛广场都坐不到，甚至要摆到长安街上，即便是北伐的路上，也会和公侯们一起摆席喝酒；
比如明宪宗、明武宗会在万寿圣节第二天，阅示军马；
比如先帝隆庆皇帝，就喜欢看百艺表演，而且还喜欢大肆恩赏百艺；
比如明孝宗和道爷，都喜欢斋醮，就是道家法事，焚青词，祈求上天赐福。
但道爷自嘉靖二十一年后，就再也没有出席过自己的生日会了，都是让群臣遥拜，也没举行过一次生日斋醮了。
到了万历皇帝，万历皇帝会赏赐大臣们财物和酒席，张居正会给万历皇帝大肆操办过生日，直接综上所述！
万历初年，一到九月的万寿圣节，京师就会特别热闹。
考成法压下去，大明上下所有官僚，都要上贺表，贺表写的不好还要被考成，不写都不行，还要写出新意来。
因为洪武年间，所有官吏都要上，这是祖宗成法。
到了万寿圣节这一天，皇帝在奉王殿等着，京官不论品秩，只要是官身，都要悉数到场，能从奉王殿排到承天门去，五拜三叩首大礼之后，请万历皇帝点燃青词，向上天祈福。
谁敢无故缺席，那考成法的大棒就会砸到头上。
有山西布政使回京叙事，他不是京官，不知道规矩，没有到奉王殿磕头，就被一撸到底，连官身功名都没了，后来也没有被官复原职。
除此之外，五品以上命妇也要全部进宫，要拜见李太后、陈太后、王皇后，还要做女红万寿图献礼。
等到斋醮结束，就是百艺献艺。
热热闹闹一下午，君臣围在丹陛广场看大戏、看变脸、看踩高跷、看杂耍、看杂技，这一日皇帝要照例恩赏，但有上限，最多两万两银子，不能再多了。
到了万寿圣节的第二天，就是长安街军马操阅，可谓是人山人海、锣鼓喧天、锦旗招展、热闹无比，整个京师万民空巷，看军马通过长安街。
到了第三天，万历大祭司徐文壁还会带着武勋前往西山皇陵祭祖，这是郊祭，因为皇帝小，就让定国公代为前往。
这是朝廷方面，而整个北衙，也有庆贺活动，如果天气好就是鳌山灯火，如果天气不好，也会有沿街庙会庆贺。
大明地方都会休沐，举办庙会，而且地方的庙会，会持续整整七天，可以说和过年一样热闹。
这种热闹持续了十二年，就因为言官反复弹劾靡费过重，复了旧制，就是贺表、磕头、赏赐阁臣宴席、财物。
初时，万历皇帝还非常不满，连过生日都不能热闹了吗？他从小时候起，过生日都是这么过的，怎么就不行了？
自万历十七年起，万历皇帝再也没有参加过自己的生日会了。
到了后来，万历皇帝甚至不在乎群臣们到不到奉王殿磕头。
申时行是最后一个把万历皇帝哄到生日会上的首辅了，后来的王锡爵、沈一贯，用尽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，都见不到万历皇帝。
朱翊钧不同，自万历元年起，朱翊钧以先帝丧期、国事多艰、尚节俭修省为由，罢万寿圣节一切典礼，贺表都不收一张，之后礼部请了十七年，朱翊钧一次没准过。
“以前国势衰微，办个万寿圣节，有迟到的、有无故不到的、有贺表代写的、有贺表照抄前文的，陛下不办，臣也无奈只能遵从，现在总不能不办了吧？”张居正两手一摊，开始逼宫。
这事儿皇帝办也得办，不办也得办！